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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战略文化与战略家们的伟大贡献 --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发布日期:2018-02-13浏览数: 字号:〖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战略思想、战略原则和战略决策中所沉积的文化传统、哲学思维及社会观念,均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一种价值观体系,它对一个国家实现其战略目标所采取的决策和行动,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中,两次提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

中国的战略文化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现代社会有一条纵贯的主线。首先,中国的战略文化的底蕴是自我中心意识(从未侵略过别国),而其历史基础是大一统以及由来已久的朝贡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华帝国在东亚一枝独秀,基本上没有旗鼓相当的文明竞争者。其次,王道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以道德放在第一位,它讲究战略防御、正义和后发制人。中国战略文化的特征是,中国封建王朝具有地理封闭、战略纵深和战略资源的特点,强调游击战和持久战思想。中国除了明朝有海军,建国前讲海军建设和海战很少。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政治上的大动乱,带动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推动了中国战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孙子兵法》作为这一时期的产物,反映了中国战略文化的精髓。中国战略文化受远古战略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孙子兵法》和2500年以前《六韬》的战略和策略。中国的《孙子兵法》只有6000字,而德国普鲁士一位军事专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写了一篇战略文化文章《战争论》60万字还没有写完。从世界文明发展的经纬上看,人类社会有战争,就有战略文化。国外的战略文化专家,首先是历史学家,然后当军事理论专家,才有深邃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文化。但中国的史学家司马迁写的《史记》,可惜不是战略文化史记。《孙子兵法》中最核心的内容是知、智、胜三个概念。《六韬》是中国先秦时期著名的黄老道家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逻辑缜密严谨,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战略论和战术论。伟大的战略家都能汲取古今中外的战略文化的营养,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时代大格局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掌握着一种忧患意识与“先戒”、“瞻前”原则,有敏锐的洞察能力,果敢的判断才能和磐石般的战略定力,从而实现其战略目标。

(二)

英国的史学家汤因比(1889-1975)曾经说过:“人类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个政治人物,一位是开创罗马的凯撒大帝,另一位是建立大汉文明的汉高帝刘邦。”但是,中国的战略大家还是非毛泽东莫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从1946年开始,利用了十多年的时间研究世界战史,他突破意识形态的桎梏,得出了让西方世界震惊的结论:“古往今来,世界最伟大的战略家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无论是小范围周旋的四渡赤水,还是大兵团会战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他都表现了超凡的智慧,说是鬼神莫测之机也不为过。更奇妙的是1938年以后,毛泽东极少亲临前线,只呆在延安的窑洞内和西柏坡的平房里,用一封又一封的电报指挥千里之外的部队作战,总是每战必克。韩战(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他也是这样呆在中南海里指挥异国他乡的战争。彭德怀只要遵照他的电令去排兵布阵、去穿插包围,盟军必吃大亏。”蒙哥马利甚至把美国的二战名将巴顿比作萤火虫,把毛泽东比作太阳。蒙哥马利还强调:战争是智者的游戏。亚历山大也好,凯撒也好,只能算是撒蛮力的英雄,靠的是人海战术和官兵的癫狂取胜。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而且还是卓越的国际政治战略家。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宣言曾经响彻寰宇。当上个世纪60年代“珍宝岛流血事件”发生后,前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甚至威胁用核打击袭击中国,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措施,让前苏联不敢轻易动手,有效地保护了中国的国防安全。毛泽东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做出了英明的决策,包括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斯诺的谈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以及之后基辛格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都是载入史册的战略举措。

中国战略文化具有观念形态、历史继承性、国体制度等属性。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位中国伟大的战略家。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者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伟大的国际战略家和外交家。他准确地把握当今世界的潮流,对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和判断,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指出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他调整了过去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确立了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新主张。他高度重视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关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还是新时期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领导者、开创者和实践者。他亲自主持中美建交谈判,在台湾问题上提出了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终于在1978年12月同美方达成协议,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3天中,邓小平4次会见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最终他一锤定音,做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中美建交不仅是中美关系的大事,也是世界国际关系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大事。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正式退休。他于11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这是他退休后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代表团。1991年10月,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会见了金日成(对中韩建交做解释工作),这是他退休后会见的最后一个外国老朋友。1992年5月,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前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这是他退休后会见的最后一位外宾。会见结束后,他告诉外交部再也不要给他安排会见外宾活动了。他以会见美国客人结束了他的外交政治生涯。可见,中美关系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还说了两句意义深远的话:我退休后,就关心两件事,一是改革开放,二是中美关系。邓小平并预见和告诫人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国是我们对外打交道的主要对手。美国有两位著名的国际政治战略家,一是基辛格,二是布热津斯基。后者曾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是美国与中国建交的主要推手。他曾预见出前苏联的垮台和东欧的解体。为了推进实现祖国统一大业,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布热津斯基时,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这是他对华夏统一大业最具智慧的重大贡献。

(三)

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都一定也是伟大的预言家和战略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大有希望。”党的十九大是划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标志着我国社会已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十九大报告,举旗定位,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气势恢宏,催人奋进。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通篇展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成果,创新成果,实践成果,通篇阐述了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实现伟大梦想的新战略、新举措,是为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吹响了进军号角。

目标愿景是战略核心。中国梦是重大战略创新。实现以国家富强民主文明,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谐和环境美丽为基本内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使命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把宏伟的战略愿景与阶段性战略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擘划出具体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为中国梦不仅奠定了战略基石,而且更夯实了实践基础。

战略布局是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和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面复兴,即“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同步发展的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关键的第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深层次的矛盾,为发展扫除障碍,注入动力,社会激发活力;全面依法治国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立规矩护权利,促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全面从严治党,开展“两学一做”,做到打铁先要自身硬,铲除党肌体上的毒瘤,打造坚强有力的核心堡垒。习近平总书记报告中还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战略互信是战略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战略互信也是战略合作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展了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科学论断,为解决“东西南北”问题提供了一把金钥匙,那就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原则,广交朋友,战略伙伴关系遍天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巩固,中俄两国战略互信日益加深,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欧四大伙伴关系持续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新兴力量国家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截止2016年底,中国已同100个左右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伙伴网”越来越密。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打开世界地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从34个城市开出的中欧班列满载货物在亚欧广袤大地上疾驰,驶向欧洲34个目的城市;中国的高铁建设项目独领风采,倍受外国青睐;中国的港口和人造岛屿建设在国外星罗棋布,马六甲皇京港(99年特许权、人造岛屿所有权)、缅甸的皎漂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99年特许权、人造岛屿所有权)、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无限期)、亚丁湾布提港、希腊比雷埃卡斯港(35年特许经营)、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分(99年特许权)、坦桑尼亚巴加莫约港、泰国克拉运河等都在热火朝天地建造中。结合国内发达的高铁网和非洲已建成的高速铁路,把整个非洲、欧洲和亚洲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是重塑亚洲明天的点睛之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体现中国大国担当的气派、参与主导全球治理的智慧和创举。

作为一个完整科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想必须包括战略定力。战略定力就是战略意志的坚定性,就是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气度,有“咬住青山不放松”的毅力,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定的战略定力来自于他高超战略思维能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远的理想志向。宋朝大文豪苏轼在他的《留侯论》里写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意思是不要遇到一点麻烦和挑衅,就拔剑而斗,这其实不足为勇。天下真正勇敢的人会遇险不惊,运筹帷幄,因为他们“所挟持者甚大”,他们有高远的志向。不忘初心,一切为人民,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志向。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定力也必然来自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党的事业磅礴相传。理论的创新推动着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习近平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伟大贡献,是对世界文明进步的伟大贡献,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贡献,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贡献。

崔庆平        

2017年10月22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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