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外交家、社会活动家李储文先生于2018年3月22日逝世，享年100周岁。消息传来令我震惊和悲痛，同时，也使我想起了一次难忘的外事接待任务。

应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邀请，以波兰驻沪总领事基科尔基斯为团长的由法国、日本总领事和美国领事组成的四国驻沪领事团一行15人，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李储文的陪同下，于1981年12月12日来常州参观访问。在常州期间，市委副书记陈鸿昌会见并宴请了领事团全体成员，听取了市计委副主任沈萃俊关于常州工业发展和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情况介绍，参观了东风印染厂，游览了艤舟亭公园和天宁寺。领事团于13日下午离常回沪。

李储文先生在抗战时期，与周恩来的新闻秘书龚澎熟悉，他是美国“飞虎队”成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见面的牵线人。他曾在美国耶鲁大学进修学习。他精通英语和法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特大型综合性词典《大辞海》副主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等职。他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广厚的人脉关系。在两天的接待外宾的过程中，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点也没有学者大师的架子，总是笑容可掬，平易近人，总给我们青年人以鼓励和期许的眼神。他不愧为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位老前辈。

陪同领事团来常州访问的还有上海外办的孙锡远处长。他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本科高材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我们彼此都很熟悉，他是在1965年与我同批赴英国学习的留学生。但我在英国主学希腊语，而他是在英国大学里进修英语。在上海外办，他是首席英语翻译，也是上海翻译协会会长。因此，在外宾抵达常州后，我找孙处长商量请求他承担接待任务的口译任务。因为在外交老前辈和同行高手面前，我做这个重要接待任务的口译，似有“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之嫌，我本人难免会有“紧张、胆怯”的压力，唯恐出现“词不达意、卡壳”被人纠正的尴尬境地。听到我的诉求后，孙锡远很爽快地说：“我了解你，你不用担心，你就放开地翻，我会做你的后盾，况且你对常州的情况比我还更熟悉。”他的话给我吃了定心丸，使我无论在市领导会见宴请、常州市情况介绍还是在参观单位的过程中，翻译得比较顺手，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接待任务。

这次接待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突发意外事件，令我难忘。美国驻沪总领馆的一位副领事的夫人病死在常州。事情是这样的：该副领事的夫人原籍中国台湾人。在参观常州东风印染厂购物时，她突然发病，躺在小卖部外边的长椅子上，全身抽搐，口吐白沫，不省人事。用救护车送到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后，被诊断为心肌梗塞。以医院副院长、心内科专家徐树人为首的几位心内科专家组成抢救组立刻进行了抢救，采取了打强心剂,几个专家轮流做心胸按压等急救措施，长达40多分钟，最终没有抢救成功，该夫人不幸在常州去世。在抢救过程中，其丈夫美国副领事均在现场，我也在抢救室帮助语言沟通。比如，剪断夫人穿的长筒连裤帓，以便连接心电图检测器等。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市外办受市政府领导的委托，召集市有关部门开会，研究处理善后事宜。在省外办的指导和帮助下，连夜对死者的《死亡证明》进行了翻译并办理了认证手续。请医院安排有责任心的护工晚间在太平间看护死者尸体，以防老鼠出没毁掉死者面容。事后，市外办给了该护工2条上海“大前门”香烟，以示酬谢。当时“大前门”香烟还是紧俏商品，需要批条供应。当初，讨论此事时，有的外办领导主张由外办外事科正副科长二人，晚间在医院亲自看护死者遗体。后此议被否决，因为外办工作人员对医院环境不熟悉，而更重要的是，此安排有失地方政府官员的身份。另外，我们还请常州天宁寺的佛僧对逝者给予祈祷。13日安排专车，让副领事夫人“体面”地离开常州，由公安警车一路开道，送她到上海。据悉，在上海的一个寺庙里为死者举行了追思会。后来装棺通过空运经东京转机，（那时，两岸还没有直接通航），把尸体运回到了中国台北。在台湾医院尸体解剖后，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生前没有发现。最后，死者家属致信常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对常州市各方面对死者给予的悉心关照，表示衷心的感谢。 

通过这个突发意外涉外事件的处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涉外公证、认证知识和业务。我懂得涉外事件处理，要依法依规，要有理有利有节，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尊重当事方的合理要求和习俗。同时，还要严谨周密考虑，不留后遗症。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常州接待邀请外宾中唯一在常州去世的意外事件。

崔庆平